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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

（2006年12月18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6年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公布 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第三条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工作，具体监督管理工作由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

未设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区，其种子监督管理工作分瘪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市和区县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种子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对种子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扶持种子产业发展，保证良种选育、推广和种子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第五条 本市建立种子贮备制度。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贮备一定数量的种子，主要用于发生灾害时的生产需要。种子贮备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保证。

种子贮备的管理工作，由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六条 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作物、林木种质资源库，并对下列种质资源及其集中地确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设施和标志，加强保护管理：

（一）良种采穗圃、种子园、母树林、市级采种基地；

（二）优树、优良林分、优良种源；

（三）珍稀、濒危植物物种的种质资源；

（四）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具有特殊价值的种质资源。

第七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从事植物新品种选育和开发，依法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该品种的繁殖材料。

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植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第八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市级审定。

通过市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分别由市农作物品种、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审定证书，并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林木品种，因生产确需使用，应当经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对认定的林木品种，应当明确使用期限和适宜区域。

第九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可以在品种审定公告确定的适宜区域内推广。在品种审定公告确定的适宜区域外推广的，视为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品种。

第十条 引种与本市属同一生态区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的，应当分别向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引种申请书；

（二）被引种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审定证书复印件和品种权人的书面委托证明；

（三）属于授权品种的，提交品种授权证明；

（四）属于转基因品种的，提交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五）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符合引种条件的，应当作出同意引种的决定；对需要进行引种试验的，应当组织引种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作出是否同意引种的决定。同意引种的，应当颁发批准证书，并予以公告。

同意引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应当在公告确定的适宜区域内推广；未经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引种的，不得在本市推广。

第十一条 已审定通过或者已同意引种的品种，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明显缺陷或者严重退化的，经市农作物品种、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核确认后，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公告，停止在本市经营、推广。

第十二条 经营、推广的农作物品种、林木品种，同一品种应当使用同一名称。

经营、推广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应当使用审定公告确定的品种名称。

第十三条 在本市推广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非主要林木品种的，应当经过试验、示范，并分别到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登记内容包括品种名称、来源、特征特性、栽培技术等。

需要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非主要林木品种的种类，分别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十四条 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可以在许可证核准的有效区域内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其种子，并出具委托书。委托方应当对其委托代销的种子质量负责。受托方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挂委托书，并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第十五条 种子经营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在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后十五日内持营业执照到当地种子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但是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得超过自用部分。种子买受人要求开具销售凭证的，种子出售人应当如实向买受人开具销售证明并出示有效身份证明。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投资为主的造林项目和国有林业单位造林，应当根据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使用林木良种。所使用的林木良种应当经过具有相应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并实行招标采购。

第十八条 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种子质量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分别由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种子管理机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种子管理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监督抽查时，不得向被抽查者收取费用，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监督抽查的样品，由被抽查者无偿提供。监督抽查抽取样品的数量不得超过检验的合理需要。

第十九条 种子使用者认为种子质量有问题的，可以向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提出质量检验申请，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检验，并如实出具质量检验报告。检验费用由申请者承担。

第二十条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种子使用者在种子交易市场或者种子交易会购买种子，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可以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种子交易市场柜台租赁期满或者种子交易会结束的，可以向种子交易市场、种子交易会的举办者要求赔偿；种子交易市场、种子交易会的举办者给予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经营者追偿。

第二十一条 种子管理机构可以对种子生产、储运、加工、销售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在查处涉嫌种子违法行为时，可以查阅、复制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及其他资料。在检查中涉及商业秘密的，检查人员应当予以保密。

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妨碍种子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种质资源及其集中地保护设施和标志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恢复原状的，由市和区县种子管理机构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或者审定未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品种的；

（二）在生产中使用的林木品种应当认定而未经认定的；

（三）引种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未经同意的；

（四）经营、推广已被市农作物品种、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确认在本市停止经营、推广的品种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同一农作物品种或者林木品种在经营、推广过程中未使用同一名称的，或者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主要林木良种未使用审定公告确定的品种名称的，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推广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非主要农作物、非主要林木品种未登记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委托代销种子未备案的，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投资为主的造林项目和国有林业单位造林，未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使用林木良种的，责令改正，对责任者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违反规定参与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种子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种子法》规定的由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以及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分别由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实施。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2002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宪法作为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法，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

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

　 姜明安

　 什么是宪政？是不是有了宪法，有了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就有了宪政？恐怕并非如此。宪政自然是和宪法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宪法，没有确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只有真正有效运作，才能算真正有了宪政。

　 那么，宪法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怎么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呢？这自然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司法保障。宪法没有司法保障不可能转化为宪政。

　 长期以来（确切地说，应该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很重视宪法，赋予宪法以非常崇高的地位，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甚至否定这种保障，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宪法被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了，只要这种违反，这种侵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责任，司法就不能对之过问。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架空，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使国家机关以及个人、组织的违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追究和纠正，从而使我国的宪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难以完全转化为宪政。

　 这种情况现在终于有了转变。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4日公布的批复，意味着人民法院将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具体案件，司法将可以直接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保障。这个批复应该具有普适性：既然司法可以对公民受教育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直接保护，那么对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无论是否有具体法律的规定），司法也应该可以提供直接的保护；既然司法可以对当事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司法对当事人以其他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也应该可以追究法律责任；既然司法可以对一般当事人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那么司法对政府机关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也应该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

　 宪法作为法律，在法院适用应该是理之自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不管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是基本法还是非基本法，都应该是可以在法院适用的。不能在法院适用的法不能叫做法。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更应该具有司法的适用力。因为宪法不仅直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而且要规范广泛调整个人、组织行为的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宪法是法之法（所谓“母法”）。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如果不以宪法为依据，可以各行其是，一国的法制不可能统一。而要保障法制统一，法院适用法律就必须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当然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并不意味着法院审理每一个具体案件都要适用宪法，更不意味着法院的每一份判决书都要引用具体宪法条文。以宪法为最高依据要求的是：其一，法院适用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具体案件如果有具体法律根据，且这些法律根据不违宪，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违宪异议，法院可仅适用具体法而不适用宪法；其二，法院不得适用任何违宪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违宪，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违宪，法院都不得适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审查主体可以是普通法院，也可以是专门的宪法法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其他专门审查机构）。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就不可能有宪政。其三，具体案件如果没有具体法律可以适用，法院应直接适用宪法。这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应如此，在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中更应如此。

　 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权利获得司法救济应是理之自然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司法救济是各种法律救济中最基本的救济，这是因为，其一，司法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公民基本权利，顾名思义，是最重要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自然应获得最可靠、最有效的保障，应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司法保障、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为“基本权利”。当然，司法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救济，不意味着公民对每一个基本权利侵权案件都要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都要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事实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大多已由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已由法律具体化的场合，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案件，自然可以和应该依具体法律提起司法救济。但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有不少并未为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未为法律具体化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场合，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当然意味着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权的案件可以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可以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法治社会，权利虽然不是都要借助司法救济实现，但法律上不能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特别是不能对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设置障碍。只要基本权利的被侵权人要求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实现其权利，则无论有无具体法律规定，法院都不应拒绝被侵权人的司法救济要求。

　 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是宪政和法治的核心

　 宪法转化为宪政，法制转化为法治，关键在于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在于这些权利从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但同时也需要法律救济机制，包括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当然，司法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物，它不仅需要昂贵的成本（时间、金钱、精力等），而且，它除了提供权利救济的公共产品外，它也可能提供以形式正义损害实质正义，以结怨取代和睦等副产品。我们主张权利的司法救济，特别是主张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但是我们并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其他各种形式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社会自治救济，仲裁救济，民间调解救济等。我们不仅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这些救济，而且主张鼓励和发展这些救济，通过这些救济减轻司法救济的负担，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和缺陷。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不能剥夺基本权利被侵犯的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他们可以寻求其他救济，他们也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因为这是人们选择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理由之一。

　 可以庆幸的是，自2001年8月13日起，我国公民（在没有具体法律根据的条件下）寻求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障碍终于被清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将获得全面的司法保障，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逐步全面地转化为宪政的现实。（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