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府〔 2004 〕 37 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公司），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管理办法》已经 2004 年 2 月 24 日市政府第 2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三月一日
苏州市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管理办法
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 < 苏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 的通知》 ( 苏府〔 2001 〕 60 号 ) 精神，为对困难人群实施医疗救助，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医疗救助的对象
（一）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苏州市城市 ( 镇 )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 补助 ) 金领取证》 ( 以下简称《低保证》 ) 的苏州市市区居民。
（二）持有苏州市市区城镇居民户口的患恶性肿瘤、白血病、精神病、尿毒症等严重疾病，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以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非参保者（以下简称大病困难者）。
参保职工由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制订救助办法。
第二条 实施医疗救助的医疗机构
核定为苏州市公惠医院（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及其协作机构（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广济医院、普济医院、儿童医院）。
第三条 实施医疗救助的程序
（一）第一条第一款所定对象，凭《低保证》至市卫生局办理申请手续，领取医疗救助 IC 卡。凭证就诊 , 凭卡结算。
（二）第一条第二款所定对象，由本人或者委托人向户籍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经济收入和疾病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填写《苏州市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申请表》，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初审张榜公示，街道复审，经区民政局审核后，由市卫生局对符合条件者发放《大病困难就医证》和医疗救助 IC 卡。凭证就诊 , 凭卡结算。
第四条 医疗救助金的筹集
（一）政府拨款；
（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捐赠；
（三）医疗救助金的增值部分；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条 医疗救助金的使用
（一）持《低保证》和医疗救助 IC 卡者在公惠医院及其协作机构就医的，可以获得以下减免 :
门诊：免收挂号费、诊疗费；药费减免 30% ，减免额度为每人每年 300 元（精神病人减免 50% ，减免额度为每人每年 600 元）；其他费用减免 40% 。
住院：免收诊疗费、护理费；药品费、氧气费减免 50% ，其他检查、手术等费用减免 70% 。
门诊血液透析的费用减免 90% ，肿瘤病人门诊化疗的费用减免 70% 。
参保者不分门诊、住院及病种，均在个人账户用完后，减免个人自付金额的 50% ，其中门诊药费减免仍受上述额度的限制。
（二）持《大病困难就医证》和医疗救助 IC 卡在公惠医院及其协作机构就医的，可以获得以下减免：
1. 门诊免收挂号费、诊疗费，住院免收诊疗费、护理费；
2. 门诊血液透析的费用减免 50% ；
3. 恶性肿瘤、白血病门诊化疗的药费减免 40% ；
4. 精神病人门诊药费减免 40% ，每人每年减免额度为 600 元；
5. 因第一条第二款所列病种住院的，费用减免 30% 。
（三）上述减免费用的范围均不包括血液费用并限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的可报销项目（需先自付部分后再报销的项目，直接按上述比例减免）。
（四）上述减免费用由公惠医院及其协作机构向市困难人群医疗救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申请支付。
（五）市困难人群医疗救助金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医疗救助金的收支状况等因素提出调整费用减免比例的建议 , 报市政府批准后实行。
第六条 医疗救助金的管理
（一）设立苏州市困难人群医疗救助金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办公室的成员单位为民政、财政、社保、卫生、总工会、红十字会等部门，办公室设于市卫生局。由市红十字会接受医疗救助金的捐赠。为鼓励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捐赠，凡出资人民币 10 万元以上的个人或单位均为当然委员。
（二）公惠医院及其协作机构对救助对象建立个人台账，实行计算机管理。
（三）公惠医院及其协作机构每季上报医疗救助金使用情况报表及救助对象医疗费用明细清单，由市困难人群医疗救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逐项审核，对其中符合救助规定的费用予以支付。
（四）建立苏州市区困难人群医疗救助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并接受监察、审计、物价等部门的监督，定期公布医疗救助金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 医疗救助的服务
尊重救助对象，建立优质适宜的服务模式，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认真执行医疗、护理规范和有关规定，因病施治、合理检查、规范治疗、合法收费，做好对困难人群的医疗服务工作。
第八条 对捐赠医疗救助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
第九条 医疗救助对象如有下列行为时 , 将被取消获得医疗救助金的资格。
（一）不如实填写各项申请表，弄虚作假的；
（二）将医疗救助 IC 卡、《低保证》、《大病困难就医证》给他人使用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的；
（四）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医疗救助金的。
第十条 经批准对社会开放执业的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为困难人群做好医疗服务工作，并继续按苏州市卫生局《关于做好对特困人员的医疗扶助工作的通知》（苏卫财〔 1998 〕 48 号）的规定实施减免。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 原《苏州市区特困人群医疗救助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摘要】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法律赋予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法定解除合同。但是，由于合同法定解除权毕竟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所以对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限制。我国法律中规定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以通知的方式，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但是由于我国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规定比较模糊，如通知是否是解除的必要前置条件等。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定解除的优势，应当完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明确通知的效力，确定相对人异议期，严格规定通知为书面方式。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异议
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将合同终止，这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定解除制度毕竟是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因而法定解除需要严格限制，如行使方式方面。通过严格法定解除行使方式，从而限制法定解除的滥用，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回望：我国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关于启动法定解除的方式，我国的法律从忽视到逐步加深研究，在《合同法》统一该制度时，对于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具体为：
第一，以“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当事人决定法定解除后，应当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所谓通知，是指特定的人将某一具体事项明确告知对方，让其清楚相关事宜。对于通知是否要特定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当事人只要是以“通知”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即可；
第二，解除的“通知”采用到达主义，以到达对方为标准，只有通知到达了相对人，解除才发生效果。到达主义是指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相对人，这里并不苟求通知一定是亲自告知当事人，而是指解除的意思表示通知到达相对人能够控制并且应当了解的地方。①比如，解除权人如果是以邮箱的方式通知相对人，则该通知需要进入相对人的邮箱内即可，如果有指定邮箱则需寄往指定邮箱，如果没有则只需要寄往当事人能够接收、控制范围内的邮箱即可；
第三，在“通知”到达后，相对人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可以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旦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异议”可以是相对人对解除权人是否享有解除权或者解除权人解除权的行使有不同的意见。提请至司法机关来判定该解除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一个确认之诉。由于单方就可以启动法定解除，只是根据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故而，解除人与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对称的。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较为薄弱，故当一方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存在一定的问题时，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让司法机关通过确认解除效力的方式来审查解除的合法性。这样不仅一方面均衡人解除双方的权益，避免了解除人权利的滥用，一方面又能促进稳定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法律法规要求特定手续的，应当按照要求办理，比如批准、登记等。一般情况下，法定解除仅需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比如批准、登记等，解除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所需要的手续。解除的行使方式，在《合同法》统一解除制度后被第96条整体规定，要求当事人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将其解除的意思传达给对方，让对方知晓，相对人在收到通知后，有权对解除这件事情提出异议。这里需要主要的是，法定解除是全体针对全体的，在有多个当事人情况下，不可以仅对其中一部分当事人解除，而对一部分当事人不解除，法定解除不可分，要么全体解除，要么继续履行合同。
二、反思：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过于含糊
（一）通知的效力不确定
第一，通知是否为法定解除必要的前置条件。
法定解除中，“通知”是否是其必要充分条件，该问题直接关系到法院是否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法定解除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并不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将合同解除。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各法院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一审和二审的判定不一样，这样非常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说，该学说认为法院不能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当遇到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时，法院不能立案，不允许法院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通过细分析法条的意思，通知是必要程序。法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应当” 一词表明通知是行使解除权的必要的前置程序，只有先通知相对人才能解除合同。该条的规定排除了法院裁判解除合同，法定解除一定要先有当事人的通知；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当事人未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而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可以依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的，法院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虽然《合同法》第96条第1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通知并不是必要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在未通知相对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有裁判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当事人的解除意思并不和司法机关的裁判相矛盾和冲突。
第二，法定解除的生效的时间点模糊不清。
法定解除是依据一方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通知了对方，法定解除即刻生效，合同归于消灭，故而我国法律对法定解除的生效时间并未予以关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解除生效时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当事人启动了解除，但是相对人却对此有异议，那么该解除是从解除的意思表示传达起算还是从法律裁判文书生效起算呢？实际案例中，对于法定解除生效时间的判断标准认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法定解除既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仅有一方的意思即可生效，即使出现相对人异议的情况，这也毫不影响解除的生效时间；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这么认为，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但是一旦遇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法定解除问题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就不应该仍然由法定解除人的意思表示时间点为解除生效点，而应以法院判决为主。
（二）相对人的“异议期”未确定
法定解除是依据单方法律意思表示，一旦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则合同就自行解除。这种程序是单向性的，一方实施行为即生效。解除人与相对人关于法定解除地位是不平等的，权益亦不均衡，相对人只有被动等待解除人的行为来决定未来合同的命运。故而，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防止法定解除制度滥用，允许相对人对解除提出异议。关于异议权，我国是采用事后审查制，即在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后，相对人对此有异议，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当事人一旦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到相对人，合同就已经解除了，之后提出的异议实质上是撤销解除合同效力。异议权的存在使得解除不仅只属于解除人，相对人也能对解除合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样会导致合同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当事人解除合同，也随时有可能因相对人的异议而被撤销，合同又从解除恢复到有效的状态，如此反复，极度不利于交易安全与稳定。如果仅仅规定异议权，却不确定异议的期限，那么合同纠纷会冗长、复杂，违背了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公平效益价值，故确定异议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通知方式要求不严格
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仅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史尚宽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向他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②但是，所谓的“默示”实际上是很难确定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为了结束合同不稳定状态，如果以难以确定的默示方式为解除方式，则有悼于法定解除制度本身的目的。我国《合同法》虽然要求了当事人需要通过将其解除的意思通知相对人，以此为解除方式，但是对于通知的具体方式我国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解除意思传达的确定和安全。
三、完善：明确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一）明确通知的效力
第一，通知不应作为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
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一方的解除行为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指当事人的解除意思表示是唯一的方式，不当然排除司法机关裁判的权利。通知是解除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必然的前置条件。否定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从法条上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情况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权益。如果否定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解除合同的效力就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前提基础尚不能被法律所确认，又怎么判决解除后的效果呢？这样的话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根本无法进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相较之下，肯定说更加合法解除制度的目的。首先，虽然第96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这只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要求，而不是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其次，以当事人的解除行启动解除，是属于私力救济，而法院直接裁判是属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协调和补充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的。当事人既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然也应允许其采用公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权益。所以，法定解除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为启动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裁判；最后，解除权是形成权，其并不会排除请求权并存。虽然形成权仅需要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排斥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形成权与请求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定权利，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诉请至法院就是保障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手段，应当许可。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一体的，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在赋予当事人私力救济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公力救济。关于统一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这一问题，我国法律上可以增加一条司法解释：当事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但是并不排除司法机关直接裁判解除。
第二，解除生效时间点不以通知为唯一标准，而根据实际解除情况判定。如上文所述，通知并非是法定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故而，解除的生效时间点也不以通知时间点为唯一判断标准。当出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时，如果法院判决法定解除生效，则以判决的时间为法定解除生效时间，而并不仍以通知为解除生效时间点。如果当事人对解除意思表示无异议，则以当事人解除通知之日起为解除生效时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