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
南京市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办法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３２号文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危险货物运输管理，保障运输安全，根据国务院《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交通部《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船舶装载危险货物监督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危险货物运输，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运输、装卸、打包、中转、仓储、理货、代办、委托等运输作业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特别防护的货物运输。
危险货物品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以及交通部的行业标准为准。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均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南京市交通局是本市道路、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县（区）交通主管部门设置的运输管理机关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公安、环境保护、卫生、劳动、工商行政、市容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危险货物运输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承运资格
第五条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除应当符合交通部《道路货物运输业户开业技术经济条件》和《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配备与承运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相符的设施和运输工具，并经有关部门安全检测合格；
（二）驾驶人员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驾驶经验；
（三）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持有经市运输管理机关会同市有关部门发给的危险货物运输岗位培训合格证；
（四）车辆、船舶和货物必须参加保险；
（五）有健全的安全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制、设备保养维护制度和安全质量教育等规章制度。
第六条 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当地运输管理机关申报，市运输管理机关会同市有关部门进行资质审查。符合条件的，对营业性运输的发给《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并持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对非营业性运输的发给《非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
第七条 经营普通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临时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并按第六条规定办理申领《危险货物临时运输证》手续后，方可经营危险货物运输。
非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单位，需临时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应当按照第六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从事临时营业性危险货物的运输。
第八条 承运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船舶必须持有市运输管理机关加盖危险货物运输专用戳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营运证》。
第九条 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格的单位和个人，终止危险货物运输的，应当提前３０日向原发证机关提出书面报告，注销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
第三章 运输管理
第十条 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当向具有危险货物运输承运资格的单位和个人办理委托运输业务。承运人接受委托后，不得转让给无危险货物运输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运输。
第十一条 托运下列危险货物，应当持有关证件：
（一）爆炸物品和需凭证运输的化学危险物品，应当有公安部门签发的爆炸物品准运证或者化学危险物品准运证；
（二）放射性物品，应当持有指定的卫生防疫部门核发的包装表面污染及辐射水平检查证明书。
（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应当在货物托运单的发货人记事栏内，加盖麻醉药品专用章或精神药品专用章。
第十二条 托运人填写加盖危险品戳记的托运单，应当填清危险货物品名、规格、件重、件数、包装方法、运达日期、装运要求及收发货详细地址。
具有特殊运输要求或者凭证运输的货物应当附有关证件，并在备注栏内注明。
托运未列入《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或行业标准的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当提交《危险货物鉴定表》，经市运输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按规定办理运输手续。
第十三条 托运爆炸品、一级毒害品、放射性物品和需要特殊防护的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当指派懂得危险货物性能，有应急经验，熟悉业务的押运人员，负责运输的安全指导、押运人员中途不得离开车辆、船舶。危险货物运输作业人员，应当服从押运人员的安全指导和应急安排。
运输作业人员和车辆、船舶等需要的特殊防护用品和急救用具由托运人提供。
第十四条 危险货物的包装、容器，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具有适合运输规定的强度和膨胀余量，并且必须保持坚固完整、包装严密、表面清洁。
包装外表面或者集装箱的明显部位，应当贴有与内装危险货物性质、种类一致的危险货物标志。
第十五条 危险货物运输的承、托双方，必须按照交通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和《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规定，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第十六条 承运人承运危险货物，应当核对托运人所填写内容和要求的单据及所提供的证件，及时勘察作业现场，检查包装情况，核对货物与托运单所列品名、数量是否相符。对包装破损或者不符合运输包装要求的，不得接受承运。
承运需监装、监卸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港航监督机关申办监装、监卸手续。
第十七条 危险货物装卸现场的灯光、标志、消防设施等必须符合安全装卸的要求。装卸作业时，作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服从作业场所（区）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接受监督。
第十八条 被毒害品、腐蚀品等危险货物污染的车辆、船舶、设备、工具和场地，必须及是清洗消毒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装运、搬卸其他物资。在车厢、船舱内清理出的残留物，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门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装运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船舶、严禁装运食用物品（含饲料）。
第十九条 承运危险货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准装车、装船运输：
（一）所运的危险货物与托运单所列品名不符的；
（二）遇湿易燃物品已有水渍、雨淋痕迹的；
（三）包装标志不清楚或者无标志的；
（四）不符合危险货物配装规定的；
（五）其他不符合装运规定的。
第二十条 装载危险货物车辆配置的三角形灯、危险标志牌，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规定。装载危险货物的船舶，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悬挂危险品信号。
第二十一条 装载危险货物的车辆，船舶，除作业人员外，严禁搭乘其他人员。作业人员在运输过程中，不准与危险货物处于同一车厢、船舱内。
第二十二条 承运爆炸物品、放射性物品及有毒压缩气体、液化气体等危险货物的车辆通过市区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中途不得随意停靠。
承运爆炸物品、放射性物品和一级易燃液体的船舶，港航监督机关认为必要时，可派船护航。
装载危险货物的车辆、船舶在过渡、过闸前，应当征得渡口单位、船闸管理机构的批准，单独过渡、过闸。
第二十三条 危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作业人员应当分别采取措施：
（一）包装、容器破损的，应当及时修整；无法修整影响安全运输的，应当报请当地运输管理机关和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二）危险货物发生丢失、泄漏等事故的，必须立即向所在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以及公安、交通、劳动、环境保护、卫生等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三）运输车辆、船舶发生故障，危及货物安全，需要维修时，应当将危险货物转移到安全地域，并有专人看管。
第二十四条 货物运达目的地，承运人应当立即通知收货人验收。收货人经查验包装无破损、品名、数量与运单相符后，在运单上签字，并签注收货时间。
发现货损、货差，双方交接人员做好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收货人不得因货损、货差拒绝收货。
第四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运输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运管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运管人员标志，并出示检查证件。
运输管理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加强对危险货物运输的监督检查，发现隐患或者违章情况，应当及时督促消除和纠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运输管理规定的，由运输管理机关按照交通部《道路运输违章处罚规定》和《水路运输违章处罚规定》实施处罚。
违反本办法其他管理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运管人员必须依照本办法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发布前，已经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本办法发布之日起３个月内，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办登记手续。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证据/证据认定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内容提要: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依赖于当事人，以辩论主义所包含的具体而明确的证据规则约束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赋予法官在证据方法的框架下享有较大的证据认定之裁量权。两大诉讼模式中所称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证据认定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证据认定规则的模式选择同一国诉讼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文化背景、司法渊源、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就证据认定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范畴而言，无不经历各国多年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充实。
一、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之现状和改革目标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民事证据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证据制度而展开的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没有系统地确定证据认定规则，但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内容判断，证据认定规则不但是审判实践中认定事实所必需的，也是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实际存在的。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有无必要制定系统的认证规则？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是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还是需要更多地接受规则的制约？自由心证模式和法定证据模式哪一种更适合我国的诉讼实践和长远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如何改造才能够适应证据认定的实际需要？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需要作出正面回答的问题。
与举证和质证相比，法官的认证程序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遭遇的困难更多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与法官的认证相配套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的缺损造成了认证上的困难，如没有认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官的素质保障、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在认证上的职权分工不明等；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民事经济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更为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证据互相交错，这也给法官的认证带来相当的难度；再次，由于法官必须在形式上对证据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可否采信的判断并说明理由，故无形中缩短了法官认知证据的时间，对法官的判断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指出，认证程序是指庭审和评议过程中对证据效力的判断活动，当然，庭审过程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在证据形式上对某些证据材料进行排除（如对违法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从这一角度观察不应当否定当庭质证的提法，这并不会因法官当庭对证据表示“采信”或“不采信”而必然地导致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符合合议庭评议后所作的结论，因为在评议阶段才对证据进行实体认定。
由于在传统上我国曾继受原苏联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此种诉讼模式中法院职权过重，从法院的依职权调查收集到认定证据，都极有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擅断。所以在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之程序空泛的背后是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而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则使庭审程序更加形式化。加之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下，非职业化倾向比较严重，故显然尚不具备自由心证的基本素质。当前，不少法官对于审判方式改革抱有抵触情绪，[2]对民事案件作行政化处理的习惯性作法并没有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旧存在，故法官在认定证据时随意性仍然很大，没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的规则限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方面，忽视民事诉讼活动的特有规律，其表现之一即以追求实体真实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甚至一些人认为证据认定规则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
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权由自由裁量型向规范裁量型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被要求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运行。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但在民事（经济）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然而在这些比较零散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准则，所以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如设定这些规则的本意，究竟旨在以此约束法官，还是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诉讼的公正？是以实体公正还是以程序公正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显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完善。依笔者拙见，在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价值目标问题上，应当一并考虑以下三点：
1．实现程序公正。确立完整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规范、制约审判权的需要。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作为中立、超然的审判者，在审查判断证据上，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的不同效力问题、证据应否被排除等问题，要逐一地作出判断。判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接受证据认定规则的调整。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对于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运用，法律预先不作要求，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作出判断。此一制度意在保障法官的思想自由，故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必要保障。但在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品格公正两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抛弃职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3]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限制法官过分的自由裁判，以根治司法腐败，那么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采纳法定证据主义模式的意义显然要大于自由心证的意义。
2．体现诉讼效率。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但是案件真伪不明的状态又常常困扰着法官。此时证据规则的存在就会便于法官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又无法认定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确定举证之负担，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并避免随意裁量的擅断倾向。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要求发挥庭审的功能一直被置于突出强调的地位，强调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那么由于认证规则的科学调整，法官便会及时地对某一证据是否可采及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作出决断，当庭给当事人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样就会使当事人获得心悦诚服的裁判结果，避免其在某一证据甚至整个案件上纠缠不休。
3．强调诉讼效益。当事人因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从而使其对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心悦诚服的可能性明显加大。故证据规则有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作用，使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形式方面、程序方面尽量符合规范，并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正面的导向。
二、我国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规定证据方法，仅对证据的可采性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多是从积极方面就证据力或证据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而较少从消极方面作此类规定。[4]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设置有较为严密而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中又有许多除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从证据方法角度较为详细而严格地作出程序性规定，从而作为其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体制来看，一般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在实体法中尽量对每一种特定法律关系的证明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种实体法制度之后规定有关的证据法；[5]其次由民事程序法对证据的提出规则和认定规则加以规定。对于后者，各国也有不同的作法，其一是以英美等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体例，即把证据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一并通行适用）。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即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规定证据法的原则，而后规定证据的适用。
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认定规则大多源自习惯法则和判例规范，其优势是细致、完整，其弊端则是在其证据法中存在很多例外规则，如传闻、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其体系庞杂、内容混乱。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在功能上更加强调法官对陪审团的制约。[6]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认定规则则缺乏应有的完整体系和精确内容，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对于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立法上一般不予限制和约束而全然仰赖法官依自由心证作出判断。重视证据规则必然导致重视程序法规则，而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因此，证据法则必然不如英美法国家那样完善和成熟。[7]在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体例上，我国更趋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体例的近似性，就得出我国也应当在证据的判断、认定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干脆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的结论。形式相同不一定导致结果的相同。我国是否具备法官自由心证的司法条件和社会环境，待下面讨论。笔者认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倡导的制约、弱化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证据认定规则为上选，或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颁行。
三、我国民事证据认定模式内容之选择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应确立何种模式的证据认定规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选择。从庭审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抗制”庭审模式的推广来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完全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8]证据认定模式固然与诉讼模式存在特定的联系，但从“对抗制”庭审方式出发未见得一定会得出自由心证主义合理化的结论来。如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对抗色彩较大陆法系要浓重得多，但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自由心证主义成份却远少于大陆法系，法定证据规则却比大陆法系多得多。所以，对我国究竟应采纳哪一种证据认定模式，必须作具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大法系在证据的认定上都是采纳自由心证，只不过不同国家采不同的具体作法，有些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完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有的国家则融入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因素，以证据方法作为约束法官的手段，因此，认定某种事实必须齐备某种证据，或者有一种证据就必须认定某一事实。当然，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使证据认定模式凸现出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主义在同一个诉讼体制中“共存共荣”的现象，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法国的证据制度就经常被国外学者作为这种结合的典型。[9]
确定具体的证据认定模式，是单纯的自由心证主义或法定证据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除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外，其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一）诉讼模式因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为核心来展开，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仅是消极地加以跟随，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以作出裁判。[10]所以在证据认定模式上多采法定证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发挥法官的职能作用，所以多采自由心证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果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是依靠非人格化的诉讼程序来支持和保障的话，那么，法官的良好素质和人格魅力则是职权主义程序模式具有正当性和实现实体公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11]
（二）法官素质因素。如果整个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很低，自然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尽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定证据主义最初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或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出现的，其重点正是对审判权的制约。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采自由心证的重点在于对法官人格的信赖，这可以在证据认定模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印证。如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放弃法定证据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三）社会对审判的信任因素。在裁判的公正性难以被社会公众普遍相信的情况下，采纳证据法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更多地给予法官以认定事实方面的规则制约，可以减少或杜绝审判的恣意，可以化解或消弭社会公众对审判的不满，恢复公众对审判的信任。如大陆法系各国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普遍对民事审判不信任，因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法官在审判时的裁量范围，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法定证据规则。直至19世纪下半期公正的审判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带动了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及公众对审判日趋信任，这样才逐步放弃完全的法定证据规则，转而采纳自由心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