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林 岩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作者地址: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533信箱
邮编:541004
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
2001年12月13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2年1月18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2年6月29日由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12年9月21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行政执法机关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市和区(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具有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职责的政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依法确定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职责，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追究违法执法责任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
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区(市)县、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条市和区(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对本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执法制度
第五条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确认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责任人。
第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度，将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责，具体落实到行政执法岗位和行政执法人员。
第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执法程序，制定和完善保障其实施的具体办法。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程序未作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行政执法工作程序。
第九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组织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专业知识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后，方可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将法定的执法范围、职责、标准、条件、时限、程序、收费等公诸于众。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罚没财物收缴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关于罚没收入的规定，实行罚缴分离。
第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和案件回访制度，依法受理相对人的投诉、举报。
第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防止违法执法行为的发生，及时纠正违法执法行为，查处违法执法人员。
第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
第十五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情况报告制度。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行政执法情况；对负责实施的本市新公布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实施一周年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本级人民政府专题报告。
第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制度，对其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宣传。
第三章执法规范
第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二)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三)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登记等项目或者将备案改为许可；
(四)按规定程序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
第十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确保主体资格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作出处理。
第十九条行政执法人员履行政执法职责时，应当持有合法的执法证件，并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出示。
第二十条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执行已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继续执行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或者颁发已取消的证照；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拖延不办；
(四)无法律、法规依据，将行政审批及资格、资质认证、培训、指定服务等作为企业注册登记前置条件；
(五)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对已取消、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仍按原项目、标准执行；
(六)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或者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
(七)违法实施行政强制；
(八)使用、损毁扣押的财物，或者逾期不作出处理；
(九)以罚款代替其他行政处罚或者对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十)在实施行政许可、处罚、检查等行为时，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一)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投诉、举报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对复议申请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拖延不办；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不得对行政执法工作岗位和行政执法人员下达罚没收入指标，不得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工作岗位或者行政执法人员经济利益相联系，不得将法定职责以各种形式转化为有偿服务，不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收入。
第二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较大数额的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罚决定书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抄送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和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备案。
前款规定的较大数额的罚款、违法所得的具体标准，按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依法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和撤销。
第四章执法监督
第二十五条对行政执法机关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采取下列方式予以监督：
(一)现场检查、重点和专项调查；
(二)调阅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文书；
(三)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抽查考核；
(四)受理对有关行政执法行为的申诉、投诉和举报；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六条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对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考核，其考核的重点是：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二)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程序、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文书规范等情况；
(三)行政执法人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以及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情况；
(五)执行、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意见和建议的情况；
(六)执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决定书》和办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的情况；
(七)违法执法责任追究情况。
第二十七条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通知该行政执法机关自行纠正，或者以《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决定书》直接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后，应当立即办理，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向市、区（市）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报告。
第五章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一)未按本条例的规定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
(二)行政执法机关违法执法问题突出或者发生重大违法执法行为的；
(三)对违法执法人员查处不力的；
(四)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人员违法执法造成后果时，按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
(一)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承担责任；
(二)因审核人、批准人更改或者授意更改事实、证据和承办人的意见而造成违法执法的，由审核人、批准人承担责任；
(三)审核人、批准人未纠正承办人的违法执法行为，造成批准错误的，由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四)行政执法机关授意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
(五)对应当提请行政执法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案件而不提请研究，并造成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或者有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六)行政执法机关集体研究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七)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维持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错误决定，由该上、下两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执法机关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市或者区(市)县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经考核不合格的，暂扣行政执法证件，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人员违法执法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或者有关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可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或者责令离岗培训；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并由主管机关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违法执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赔偿；行政执法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执法人员、受委托的组织、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附：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的决定
（2012年6月29日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12年9月21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对《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中的“行政执法资格证”修改为“行政执法资格”。
二、将第十七条第二项和第二十条第七项中的“行政强制措施”修改为“行政强制”。
三、将第十七条第三项和第二十条第十项中的“行政审批、许可”修改为“行政许可”。
四、将条例中的“必须”、“应”统一修改为“应当”，“或”修改为“或者”，“相对人”修改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执法人员”修改为“行政执法人员”。
本修改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将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