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2011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印发《2011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
工商食字[2011] 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2011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抓好落实。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2011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1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1〕12号）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全国工商系统食品安全监管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入开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顿工作，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切实落实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和全国工商系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的安排，按照“五个更加”的要求，以保障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为目标，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和防打结合的原则，深入开展流通环节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强化日常规范监管，推进完善经营者自律体系，健全和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制度，积极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整顿工作任务和重点
各地工商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巩固过去整顿成果的基础上，继续集中执法力量，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强化集中治理和专项执法检查，突出工作重点，明确责任，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全面完成国务院部署的2011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务求取得新的成效。
（一）深入开展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执法行动。要结合农村食品市场特点，继续以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乡（村）镇、农村旅游景区景点为重点区域，以农村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市场为重点场所，以农村商场、超市和食品（杂）店为重点单位，以节日性、季节性食品和农村地方特色食品为重点品种，集中整治从非法渠道进货和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仿冒知名食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连锁配送和送货下乡经营食品行为，严格规范农村食品经营秩序。要切实规范农村市场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建立健全经营者自律机制，监督落实市场开办者的法定责任，切实保障农村食品市场消费安全。要继续按照总局下发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示范店规范指导意见》，扩大示范店范围，强化规范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店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深入开展乳制品市场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各地要认真贯彻《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2号）和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的意见》（工商食字〔2010〕213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乳制品抽样检验工作的通知》（工商食字〔2011〕3号）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采取有力措施，层层落实监管任务和责任，强化监管执法和检查落实工作。要严格乳制品经营主体、婴幼儿乳制品经营主体规范管理，强化乳制品流通许可管理和注册登记管理。严格监督乳制品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和经营记录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乳制品经营企业信息数据库，健全验证验票查询系统。特别要在严格质量监管与抽样检验等方面下功夫，切实做好对问题乳粉的彻底清查、清缴、销毁和案件查办工作。
（三）深入开展打击流通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销售劣质食用油等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各地要按照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公布的非食用物质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名单，对重点食品、重点区域和重点食品经营者，深入开展集中专项整治执法检查行动。要严把食品添加剂经营主体准入关，依法登记注册食品添加剂经营主体，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和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添加剂违法行为以及食品添加剂虚假标识标注行为。要严格规范食用油经营主体资格，强化日常监管。要以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经营场所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劣质食用油以及从非法渠道来源的食用油的违法经营行为，切实维护流通环节食用油市场秩序。
（四）深入开展对重点食品品种和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食品经营以及季节性、节日性食品市场的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各地要继续突出市场消费量大、消费者申诉举报多以及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品和季节性、节日性食品，突出粮食制品、肉制品、食用油、豆制品、饮料、膨化及油炸食品、酱腌菜、罐头、速冻食品、酱油、食醋、月饼、糕点、老年人食品、儿童食品等品种和元旦、春节、“五一”、“十一”、中秋节等，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尤其要加强对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食品店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无证无照以及经销过期、有毒有害和其他不合格食品行为，严厉打击扰乱食品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五）深入开展对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各地要按照国务院食安办的部署和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对白酒和葡萄酒等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执法检查行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清理不符合经营资质的白酒和葡萄酒销售单位。严格落实白酒和葡萄酒经营者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依法查处销售假冒伪劣白酒、葡萄酒违法行为，重点打击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酒类商品违法行为。对依法确认的假冒伪劣和不合格的白酒、葡萄酒，以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仿冒知名酒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
三、整顿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食品市场主体准入管理，切实规范证照核发行为。要严把食品市场主体准入关，坚持先证后照，依法规范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核发行为。加强许可后续监管，对不能持续满足准入条件的企业，依法撤销许可。要建立健全流通环节食品经济户口管理制度，对乳制品和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经营项目，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发中实行分类单项审核与管理，严格按照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准内容登记相关经营范围，进一步完善食品经营主体经济户口管理，积极推进食品经营主体信用分类监管。要积极推进流通环节食品证照核发和经济户口管理信息化网络体系建设，切实提高监管效能和现代管理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证照核发规范管理机制，强化监督，严格规范证照核发行为，依法查处和取缔无证无照经营。
（二）进一步加强食品质量监管，切实规范食品抽样检验工作。各地要强化对食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努力实现从食品的入市、交易到退市的全程监管。严格监督食品经营者建立健全食品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食品进货把关、销售和退市等自律机制，督促食品经营者依法查验核实食品生产者提供的证照和食品质量检测的批次报告或证明文件。切实加强对食品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有关食品储存条件等的监督检查。要强化食品质量抽样检验工作，突出重点，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增加抽检频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总局制定下发的《食品抽样检验工作制度》规定的程序开展食品抽样检验工作，切实做到程序合法、行为规范。对经过抽样检验依法确认的不合格食品和市场检查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或过期食品及有问题的食品，要依法查处，监督经营者及时下架退市，对不主动退市的，要依法责令退市或强制退市。对退市后的食品，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监督，应该销毁的要坚决销毁，防止再次流入市场。同时，要加强食品抽样检验结果的综合运用，要结合食品质量监管和食品抽样检验工作，建立健全食品抽样检验数据库，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促进源头治理和行业自律。要把快速检测作为监管执法现场发现食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积极推进快速检测体系建设。对快速检测发现有食品质量问题的，要按照法定程序和经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依法检测认定方能作为执法依据。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支持，增加和改善快速检测设施和设备，特别是努力争取解决好经费保障问题。
（三）进一步加强食品市场巡查和案件查办工作，切实规范食品市场监督检查行为。各地要强化食品市场巡查和检查，特别要将监管重心下移，积极推进基层工商所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基层工商所食品安全日常巡查和属地监管责任制，划分责任区，分片分段逐户落实到岗、到人。建立健全制度规范、责任明晰、执法严格、反应迅速、措施有力的巡查机制。要将日常巡查监管的内容按照法律法规和总局的要求，以列表的形式进行细化，建立健全基层工商所食品市场巡查规范和食品经营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制度。针对食品超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各类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等不同业态和组织形式，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切实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将食品市场巡查与经济户口管理、食品质量监管、食品分类监管等结合起来，加强食品经营者信用体系建设，将巡查记录纳入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档案和食品经营主体信用分类管理体系，并加强对监管数据的统计和综合分析，切实提高监管执法和市场巡查的针对性、有效性。依法严厉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以及虚假宣传、虚假违法食品广告等违法行为。要加大食品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对重大案件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同时，要严格规范案件查办和市场巡查行为，强化监督和考核，确保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四）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经营者落实法定责任和义务的监督，切实提升食品经营者自律水平。各地要积极推进食品经营者诚信体系建设，引导经营者强化自律意识，依法规范其经营行为。加强对食品经营者履行法定责任义务的培训，监督食品经营者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促进食品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要严格监督和督促食品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食品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食品进货把关、销售和退市等自律机制。要建立和健全对食品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与考核机制，实行食品经营企业诚信评价及失信曝光制度，对守信企业、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采取不同监管方式，切实提高经营者自律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切实提升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各地要把长效监管机制建设作为根本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建立健全以保障食品经营者主体合法、质量合格、行为规范为重点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体系；以严把食品进货关、质量管理关、退市关为重点的经营者自律体系和食品安全可追溯机制；以重点突出、程序合法、行为规范、技术可靠为重点的检验检测体系；以食品经营主体信用分类监管、食品经营者自律和社会监督为重点的信用管理体系；以形成部门之间监管无缝衔接为重点的协调协作体系；以信息化网络和电子监管及质量检测为主要内容的食品安全监管现代技术支撑体系等，并结合监管工作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和手段。
要认真落实总局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流通环节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化网络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网络信息技术在流通环节食品市场主体许可、准入、食品质量监管、市场巡查和执法办案等方面的综合应用，努力形成从总局到工商所五级纵向贯通以及横向联接的信息化网络体系，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网上查询、网上咨询、网上受理、网上查办、网上调度指挥、网上应急处置、网上动态监管、网上发布信息”的工作目标。要运用无线网络执法平台、移动查询终端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市场巡查和日常监管，有效开展网上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
要积极引导和指导食品商场、超市推进“两项制度”电子化管理，积极引导和督促食品经营者建立健全食品采购、贮存、运输、交易、退市和食品质量管理等环节的电子监控体系，积极鼓励和推进有条件的大中型食品商业企业、超市和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逐步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并加快与基层工商所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网络体系的对接，切实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四、整顿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努力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各地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总局《关于宣传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和整顿方案的要求，层层落实监管任务和责任，一把手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机构分工负责抓，健全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并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任务和责任制落到实处。各地要层层制定具体的整顿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目标，逐级分解任务，精心组织和认真实施。要加大对广大执法人员政治理论、业务知识、法规政策、管理技能的学习和培训力度，特别要加强对基层工商所长和基层监管执法人员的培训，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上、业务上、作风上过硬的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强化基层和基础建设，努力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物质保障。各地要大力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基础建设，注重严格工作标准、工作程序和规范管理，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切实做到目标明、思路清、情况实、数字准、要求严、效果好。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基层，夯实基础，充实基层执法队伍，加强基层执法力量，切实抓好基层执法装备、设备和经费保障工作，尤其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监管所需的设施、设备及技术，为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提供坚实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保障，不断提升基层监管执法能力和水平。
（三）强化信息管理和制度建设，努力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纪律保障和长效机制。各地要严格各项工作制度，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发布相关信息；涉及其他省（区、市）的，要在发布前与所在地省（区、市）工商局协商一致，并按照程序和规定报批。对涉密或者需要上报才能发布的，要及时报告省级政府和省食安办，按照相关规定有些信息还应提前24小时报经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办同意。各省（区、市）工商局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大局意识，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严格工作措施，严格执行保密工作规定，既要加大监管和宣传工作力度，又要防止不必要的炒作，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
（四）强化部门协作与配合，努力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地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工商部门内部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竞争执法、直销监管、内外资注册登记监管、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商标管理、广告监管等内设机构的职能作用，既要各负其责，又要密切协作，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各地工商部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与各有关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配合，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建立健全协调协作机制，切实形成监管合力。要积极配合农业、卫生、质检、食药、商务、公安等部门，强化市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经营行为。切实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引导消费者更新消费理念、转变消费方式，倡导科学、健康、文明消费，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作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宣传引导作用，正确把握舆论导向，适时曝光违法典型案件，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切实加强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的督促检查与指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导干部和职能机构要深入执法监管第一线，认真调查研究，了解一线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要对检查和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加以改进和解决，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总局将适时组织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进行督查检查。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于12月底前将开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情况统计表》一并报送国家工商总局。
附件：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情况统计表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spltjdgls/201104/P020110414604763151952.doc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