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2010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评估与考核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所辖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必要时可派出工作组。
中央直属驻粤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法定职责，根据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要求，予以配合和支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和支持。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相关部门、驻地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中央直属驻粤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按类别组织、协调和指挥同类别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接受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的领导。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日常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建设。省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设立应急管理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或者确定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建立健全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
第六条 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及其成员单位、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根据需要成立应急管理专家组，建立健全专家决策咨询制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级财政的预备费应当优先保证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机构等开展公共安全技术理论研究，开发用于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促进应急管理教学科研一体化。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应急管理区域合作，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联动机制。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一条 本省根据国家规定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省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对应急预案的管理。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省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省专项应急预案，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制定本部门省级应急预案。
市、县人民政府参照省制定预案的做法，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制定应急预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制定相关应急预案。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单位应急预案；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公共场所经营或者管理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具体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制订单位应当根据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操作规程。
第十三条 应急预案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适时修改、完善，保障其可操作性。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应急预案每两年至少研究修改一次，其他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研究修改一次。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第十五条 所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掌握并及时处理本单位存在的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必要时可以依托本地消防队伍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气、医疗和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以本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应急救援队伍。高危行业企业应当建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队伍应当具备专业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配备先进和充足的装备，提高救援能力。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及专项应急组织机构应当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面向社会的公共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能力，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作用。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其他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组织社会公众和本单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知识普及活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志愿者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应急志愿者队伍的招募、培训、演练、参与应急救援等活动。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决策和应急管理工作决策的风险分析制度。上级行政机关要求下级行政机关提供重大决策事项、重大建设项目等风险分析报告的，下级行政机关应当提供。
县级以上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当建立公共安全形势分析会议制度，由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定期对公共安全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应对的建议和对策。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排查、登记。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危险源、危险区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源、危险区域的信息数据库，定期更新并分析相关的信息数据。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全省应急平台体系和统一的数据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应急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并纳入全省应急平台体系。
全省应急平台体系承担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预警、信息报告、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调度、异地会商、事后评估等功能。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应急避护场所建设纳入本级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应急避护场所的管理单位，在应急避护场所设置统一、规范的明显标志，储备必要的物资，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
应急避护场所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应急避护场所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本省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统一调配、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保障系统，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更新、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并根据不同区域突发事件的特点，分部门、分区域布局省级应急物资储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应急物资储备运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由经信部门负责。
第二十四条 发展改革、经信、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储备重要物资及基本生活物资。专业应急部门负责储备本部门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的专业应急物资和装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储备应急物资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意见。各地、各有关部门物资储备情况应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第二十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
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募集、接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等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并邀请捐赠代表参与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监察、审计部门对捐赠款物的拨付和使用等情况进行监察和审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监察和审计结果。
第二十六条 鼓励保险公司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保险服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第二十七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客观、真实的报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应急平台体系，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系统，形成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快速反应机制和舆情收集、分析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两小时内将突发事件信息上报省人民政府，并向相关市人民政府通报。
敏感性突发事件信息，不受突发事件分级标准限制，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上报省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聘请新闻媒体记者，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社区（乡镇）卫生院医生，企业安全员，学校负责安全保卫的教职工等担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悉突发事件信息，应当立即通过报警电话等各种渠道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体系，配备必要的设备和设施以及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
第三十一条 能够预警的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相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报。
第三十二条 本省通过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统一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二级以上预警信息，由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省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三级预警信息，由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四级预警信息由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启动应急响应后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发布专项预警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有线广播、宣传车等，采用公开播送、派发传单、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盲区以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采取足以使其知悉的有效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御工作，避免或者减轻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三十四条 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及时更新发布预警信息。
上级人民政府认为下级人民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不恰当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政府改正或者直接发布有关预警信息。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在原公布范围内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三十五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针对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的同时，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处置。
突发事件由上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处置的，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和协助善后工作。
第三十六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制度。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派出或者指定现场指挥官，统一组织、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现场指挥官有权决定现场处置方案，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各有关部门、单位、公众应当服从和配合现场指挥官的指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实施应急征用，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发应急处置征用令并做好登记造册工作。征用令包括征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办法、执行人员姓名、征用用途、征用时间以及征用财产的名称、数量、型号等内容。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执行应急处置征用令的，征用执行人员在情况紧迫并且没有其他替代方式时可以强制征用。
被征用的财产使用后，实施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实施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救灾物资的紧急采购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各级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协助配合。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有两家以上的，按照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只有一家供应商的，可以直接确定其为应急采购的供应商。
监察、财政、物价部门应当派员监督救灾物资的紧急采购。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全省应急交通运输综合协调机制。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部门应当确保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救援物资、救援设备优先运输。
处置突发事件期间，配备由省人民政府制发的应急标志的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和交通工具可以优先通行。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收回应急标志。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加强价格监管，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和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简化财政资金的审批和划拨程序，保障应急处置所需资金。
第四十二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医疗和住所等基本生活保障。在灾民临时安置场所设立基本生活保障和心理干预服务站点，配备必要的公众信息传播设施。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四十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或者受影响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恢复重建规划，制定救助、救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心理干预等善后工作计划，有序开展恢复重建工作。
第四十五条 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基本控制或者消除后，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宣布结束应急响应，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疫病防治、疫情或者灾害监控、污染治理、宣传疏导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等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防止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第四十六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尽快组织修复被损坏的通信、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医疗等公共设施。
第四十七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四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受灾人员需要过渡性安置的，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做好安置工作。
过渡性安置点的规模应当适度，并应当设置在交通便利、方便受灾人员恢复生产和生活的区域。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在过渡性安置点采取相应的防灾、防疫措施，建设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受灾人员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第四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第五十条 突发事件对事发地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损失评估情况和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费用减免、财政资助等政策扶持，组织提供物资和人力等支持。
第六章 评估与考核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纳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建立应急管理工作相关指标体系，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五十二条 应急响应结束后，突发事件发生地和受影响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调查评估，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负责处置工作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将调查评估情况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行有关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拒绝或者拖延执行所在行政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有关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的；（二）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的；（三）玩忽职守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的；（四）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专项资金、物资的；（五）突发事件发生后采取违法手段歪曲、掩盖事实逃避法律追究，或者包庇对突发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涉及事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省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规定。
第五十八条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突发事件时，根据国务院要求或者实际需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组织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直接指令本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接收指令的部门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